原作者： 徐咫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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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泳（1759年2月25日—1844年10月11日），字立群，号台仙，清代江苏金匮人，晚年卜居苏州常熟翁家庄。作为乾嘉考据学派晚期的代表人物，他以史学的锐利眼光审视世间万象，秉持理性思维作出精辟研判，其传世之作《履园丛话》不仅凝聚了乾嘉考据学的精髓，更藏着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照，从改嫁自由到裹足之弊，再到穿衣权利，至今仍有借鉴价值。这背后是钱泳在苏州求学、坐馆与交游的经历中，拓宽了知识面，养成了以史学理性探究社会问题的习惯。
钱泳像 图源：《中国历代书画家集》苏文 画
一、对女性生命权的尊重：守节不是古制，改嫁从来都是自由钱泳早年游学吴门，曾跟随吴中光福镇的书画家徐坚习篆刻，又学诗文于吴县贡生程钟，并在虎丘邂逅学者金祖静，拜于其门下，以诗赋作书为日课。在苏州求学时，钱泳结识了乾嘉考据学大师王鸣盛，并多次向他请教史学考据方法。故而钱泳能以史学理性的态度，看待女性的守节与改嫁。其在《履园丛话》中写道：
展开剩余88%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，名廷扬……曾遇洪承畴于客舍……故承畴感德，尝呼沈为伯父……不数年，承畴已归顺本朝，百五独不肯……为大兵所获。洪往谕降，百五故作不识认……戮淮清桥下。妾张氏收其尸，尽鬻衣装，葬之虎丘东麓，庐墓二十年而死。《履园丛话》钱泳 清 中国园林博物馆中国古代园林厅 图源：中国园林博物馆官微
沈廷扬早年于洪承畴有恩，起兵反清被俘，洪承畴前往劝降，廷扬故作不识，被斩于淮清桥下。其妾张氏收殓遗体，变卖衣物将丈夫葬于虎丘东麓，守墓二十年直至去世。故事的主角乃是沈氏，末尾详细记载小妾张氏卖衣葬夫，守墓二十年的义举。此事本可不记，钱泳留于纸墨，实际上在赞扬张氏的守节。
钱泳并不反对张氏出于自身价值观，自由选择守节这一人生结局。但他坚决反对当时社会盛行的丈夫去世后，女子必须守节，或殉情，或终身不改嫁的畸形风气。为此，他以乾嘉史学的考据功底，梳理汉至宋的各类史料，将女性改嫁的典型情形归为四类，用确凿史实打破守节乃古制的谬误。
皇族女性改嫁的典型例子当属公主，史书中明确记载唐朝公主改嫁者达二十六人，其他宗室贵女改嫁情形更不胜枚举。唐宋大臣之家女性改嫁情况也颇为常见，中唐宰相权德舆之女改适独孤郁，北宋政治家范仲淹之母改适朱氏，北宋宰相薛居正亦曾迎娶寡妇柴氏。自汉至唐的文人家庭女性改嫁者亦多，东汉大学者蔡邕之女蔡文姬改适陈留董祀，文起八代之衰的中唐文豪韩愈之女改适樊宗懿。即便主张妇女守节的北宋道学家程颐，亦曾支持族中侄媳改嫁。逐一罗列稍显呆板，但钱泳用众多的事实证明，殉情不是古制，改嫁乃是常态，颇有当年李斯写《谏逐客书》时的气势。
《文姬归汉图》（局部）陈居中 (传) 南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诸多史实串联之下，钱泳在文末直言，女性是否为丈夫守节，当顺乎情理、量乎德才，应是个人自主选择，而非将特定人群的道德标准强加于全社会女性的硬性规条。
通过上述事迹，钱泳以史学理性思维，梳理了历史上诸多女性改嫁的事例，明确表达了尊重女性掌控生命自主权的态度。
二、对女性身体权的尊重：裹足不是古制，天足合乎自然学得一身本领的钱泳在私塾教书，坐馆于潘氏、张氏、徐氏等吴地名门望族，积攒下良好声誉。可惜，钱氏在举业上遭遇挫折，入仕渺茫，为生计所迫，乃入毕沅幕府为僚，随其游历河南、湖北等地。其后，他又辗转于江浙多个幕府，参与地方志编纂、古迹考察等事务，亦曾数度往返京师，与翁方纲、永瑆等显贵交游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。
丰富的游历经历，拓宽了钱泳的视野，使其能从全局审视社会问题，典型当属裹足。钱泳用如椽巨笔，从历史、道德、哲学、政治四大角度，阐述裹足对女性乃至国家的危害，字字铿锵，读来畅快，实乃古今少见之雄文。
“妇女裹足之说，不载于经史。”钱泳首先以史料为证，遍查三代典籍，未见裹足记载。宋代以前的典籍中，虽有关于妇女服饰的记载，却未提及裹足。晚唐诗人韩偓的诗句中提到当时女性足长六寸，甚至有人在喝醉酒的时候拿女性鞋子砸人，扔鞋而非扔杯盘等随手可及之物，可见当时女子鞋履不小、足形自然，非后世缠裹之态。至五代时期，南唐后主之妃窈娘以帛缠足，使足呈新月之状，此应为裹足之滥觞。由是而知，裹足并非高古之制，不过是后世衍生的陋习。
“大凡女人之德，自以性情柔和为第一义，容貌端庄为第二义，至足之大小，本无足重轻。”《燕寝怡情图册》中的缠足妇女 佚名 清 波士顿美术馆藏
中国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核心规范为“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”，以及“未嫁从父、既嫁从夫、夫死从子”，亦即“三从四德”。上述礼教规范均未涉及女性足之大小，据此，钱泳从伦理层面破除了裹足的必要性。从地域分布来看，清代北方各省裹足之风盛行，南方两广、两湖、云贵地区却不盛行此俗，处于中间地带的江浙地区则裹足与不裹足并存，这更说明裹足并非普遍性的天然之礼。
“天下事贵自然，不贵造作；人之情行其易，不行其难。”中国传统文化秉持“天人合一”理念，崇尚自然本真。一如苏州园林讲究“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”的营造理念，人力雕琢终不及自然之美。故钱泳以“戕贼人以为仁义”痛斥此陋俗。满族女性不裹足，继承了上古时期的优良传统，且《庄子》有“天子之侍御，不爪揃，不穿耳”的记载，证明先秦时期侍奉天子的宫女不穿耳孔，绝不毁伤身体，更遑论裹足，借此批判后世道学家的愚昧与蛮横。
“考古者有丁男丁女，惟裹足则失之。”为引起统治者重视，钱泳还从政治层面切入，直言裹足与政权兴衰的关联。南唐人裹足，被不裹足的宋人所败；宋金裹足，被不裹足的元人所败；元人后期沾染裹足之风，又被不裹足的朱元璋所败；明人普遍裹足，最终被不裹足的清人所败。以此观之，裹足实在是大不祥的陋俗，应予以取缔。
明清弓鞋 图源：《民俗研究》2023年第3期
将政权兴衰单纯归于裹足虽有偏颇，但这份以史为鉴的警示，却精准击中了统治者的关注点，也让取缔裹足的呼声更具说服力。钱泳劝说人的手法，也值得学习品味。
三、对女性穿衣权的尊重：红裙谁都能穿，从来无关贵贱钱泳晚年迁居至常熟练塘翁家庄。因其在海内书坛声名卓著，各地修建庙宇堂观需立碑纪事或为名人撰写并书写墓志者，均以求得其书法为荣，乃至日本、朝鲜贡使，亦争相求购其墨迹携归本国。在此过程中，钱泳得以结交众多显贵名门，对深宅大院的特定规制亦有所掌握。例如清代部分大户人家的正妻，将红裙视作身份尊卑的“标尺”，不许家中妾室穿，以此彰显自身的地位优越感。
红裙之所以成为“等级符号”，正因它是历代女性钟爱的服饰。此前，苏州吴文化博物馆“凉州特展”展出的一块魏晋时期的“彩绘仕女开箱图壁画砖”，砖上仕女开箱所见的红色衣物，大概就是红裙，亦称作石榴裙。历代诗词中，石榴裙是一个经典的文学意象，女皇武则天有“不信比来长下泪，开箱验取石榴裙”，中唐诗人刘禹锡有“其奈钱塘苏小小，忆君泪点石榴裙”，明代才子文徵明有“当时仙伯醉云门，酒痕翻污石榴裙”。
钱泳从礼制根源剖析禁穿红裙的荒谬。古代社会“母以子贵，妻以夫贵”，女性的社会地位多依附于男性。此现象在皇室中体现最为典型，若丈夫登基为帝，妻子即册封为后，为天下女性所景仰，若儿子即位为帝，即便其母非皇后，通常亦能尊为太后，享受无上荣光。
《簪花仕女图》中着红裙的贵族妇女 周昉 唐 辽宁省博物馆藏
好笑的是，清代大户人家正妻以红裙作为身份等级的标识，此举反而引发女性身着红裙之风。据载当时就连青楼女子也效仿良家妇女身着红裙。在此情形下，红裙的等级标识意义随之弱化，正妻欲以红裙界定身份的做法沦为笑谈。
颜色关乎等级乃是古制，但多数与男性有关。古代男性服饰受到严格规制，官服便是典型例证。唐高祖时期，朝廷明确官服等级为四等，其中三品及以上官员服色为紫，四品、五品官员服色为朱，六品、七品官员服色为绿，八品、九品官员服色为青；明代官服同样以品级划分颜色，一品至四品官服为绯色，五品至七品为青色，八品、九品则为绿色，颜色成为区分官员品级的重要标识。
清初在服饰规定上有“十从十不从”的说法，其中第一条便是“男从女不从”，亦即男子剃头梳辫子穿满服，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穿汉服。故而《大清会典》仅对满族女性服饰有严格规定，禁止胡乱穿着以免触犯禁忌，然而诸多规定在清代执行不力，因此满族女性可以按照自身审美理念打扮。
《雍正十二月行乐图》（局部）佚名 清 故宫博物院藏
钱泳以扎实的历史功底，述说了红裙在历朝历代均无穿着限制，上至皇后、下至歌伎皆可穿，故正妻禁止妾室着红裙并无合理依据，为当时女性的穿衣自由权扩大了些许空间。
结 语
乾嘉史学体系相对系统完善，研究方法接近于科学，是当时中国本土较为先进的学问，其自身的独立性、思考性、精确性与缜密性，为中国学问的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《缩本唐碑》拓本（局部） 钱泳 清 苏州图书馆藏
钱泳以上论述起于史学，但其目的并非标新立异、展示博学，而是志在天下苍生，非止于考订源流，所谓“予所以喋喋言之者，实有系于天下苍生，非仅考订其源流而已。”
参考文献：
1.钱泳撰；孟裴校点：《履园丛话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版。
2.陈鲁南：《织色入史笺》，中华书局，2015年版。
3.李芽：《中国历代女子妆容》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7年版。
4.翟晶晶：《我国汉民族缠足文化考析——基于弓鞋的研究》，江南大学，2008年硕士论文。
5.罗微：《古代汉族女性服饰研究》，中央民族大学，2003年博士论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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